文章源自网络。作者历经数十年仍刻骨铭心的“新魏体”情结，其真切感人的叙述相信会感染每一位读者。而如作者那样，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书法爱好者，许许多多的人都曾有过“新魏体”的经历，是他们人生中值得珍视的一段美好记忆。

我与新魏体的不解之缘

张振荣

　　20岁那年，一个小小的背包，伴着我开始了乡下代课的生活。那是我高中毕业后第一次像模像样的“就业”。

　　在一人当家的四复式公办村校里，放了学星期天有时闲得发慌，真有点糟蹋青春的忧虑。有一天我读着报纸，突然想起练练毛笔字不失为既能长进又能消磨时光的上佳选择。那时，一帖难求，作为权宜之计，我觉得报纸上的隶体字标题可以临时担当我书法入门的“启蒙老师”。我很快找来一本旧杂志，从报纸上剪下较大字号的隶体字粘贴在上面，又从文具店买来一支“大小由之”，学书生涯由此起步。

　　后来有人问我学书是从何入手的，我便另类地说：“我没有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没有颜真卿的《多宝塔碑》，没有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是从印刷体隶书入手的。”当练字练得稍稍有些感觉的时候，我便开始渐渐地厌倦起那些剪报的隶体字来，那字实在是太呆板、太没有韵味了。我开始向一些同好寻觅、借阅汉隶碑帖，特别喜好曹全碑，那字秀气，十分惹人迷恋。那时同在横街代课的楝树桥村校老师潘德馨的隶书，因为学的是曹全碑，就比我那字来得秀气。

　　23岁时，我进了南浔电机厂。那年年底，我在新华书店买到了上海东方红书画社68年版的《毛主席诗词隶书字帖》，这是我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字帖。

　　1970年毛主席“11·24”批示后，拉练一时成为大江南北革命大串联的新形态。“最新指示”发表后没几天，大学师生就率先扛起红旗出发了。一次，上海复旦大学的拉练队经过南浔，一路播种毛泽东思想，一路留下了既有革命气概又富书法艺术的标语口号。在北栅市河西岸南端食品公司仓库矮矮的土围墙上，“练就一副铁脚板，狠狠打击帝修反”14个新魏体大字十分抢眼。当看到那令我眼前一亮的大幅标语时，脚底便生根似的站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去，心里琢磨着是谁创造了如此慷慨、洒脱而又充满激情的书体？那简直是世上最经典的书法艺术了！我不知道谁是书写者，但肯定他是一位知名的书法家。在练习曹全碑隶书时，我也接触过赵之谦的北魏体，但横比竖比总觉得这种新魏体具有更丰厚的艺术感染力。在“文革”中发扬光大的这种创新字体因其充满时代气息，蕴含着无限的意识形态力量，而使很多人为之倾倒。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这种字体的创始人是宜兴人陈禄渊。上世纪40年代末，陈禄渊在森严凌厉的《张猛龙碑》的骨架基础上，加上晚清湖北书法家张裕钊的涨墨笔法所形成笔画交界处内角的圆转，由京剧抑扬顿挫的唱腔得到启发，用笔提按有致，形成强烈和紧张的节奏感，从而创新出刚健乃至剑拔弩张的且实用性大大强于艺术性的新型字体，开宗一派书风，成为“文革”日子里喜好书写者的最爱。

　　复旦大学拉练队几条新魏体标语在南浔书法爱好者波澜不惊的水塘里掀起了一阵狂涛，一时那堵矮墙上的标语成了小镇一道亮丽的风景，人们在此恋恋不舍、啧啧称奇，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没多久，供销社的老殷率先尝鲜。那时已经时兴在大墙中段用大红漆拉上一条“腰带”，永久性地供书写时时需要更新的标语口号。有时我上下班，或者上班时间有事上街，大热天也看见老殷穿着西装半裤，不时灵活地扭动着手腕，一个个吸引眼球的新魏体便“应运而生”，心里那个羡慕劲真的无法言说。于是我在厂里偷偷地用油墨刷帚在报纸上练，不久居然也写成了张式“新魏体”，出厂上街晒一晒还引来一片好评。心里那得意劲就不用说了，连吃饭都觉得特别香。

　　当时浙江出了一本《工农兵画报》，那上面的文字说明都是硬笔的魏碑体，几乎是新魏体微型版，十分可心。我有时连吃饭时也不放过咀嚼品味那使人心醉的字。那时候，写应景的大批判文章、报告、总结，刻腊纸，抄写告示通知、黑板报、大批判专栏，正文几乎全都使用这种字体，由此还衍生出了不少“粉丝”。

　　应该说，“文革”的特殊环境确实熏陶出了一批“革命”的书法爱好者，我便是其中之个。慢慢的，我根据需要在字体上不断扩充我的视野，延伸我的爱好，学会了写仿宋体、楷体行书和各种美术字，画一些简单的题图报花。锻炼的机会不谓不多，从小字到大字几乎是无所不能。有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发表，半夜里就会被厂里的人叫起，带上大红纸、浆糊桶、油画笔上街去。我们电机厂在西大街庄家弄口，出厂门不久就是当时南浔镇上的“闹市区”宝善街东大街。那时清风桥还没有拆除，桥堍就是厂里职工沈和鸣傅连珍的家。我们就架个梯子，在他家楼面的板壁上刷上浆糊贴上红纸，由我大笔一挥写上“坚决拥护毛主席最新指示”之类的标语，有时一张纸只能写一个字。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销声匿迹，这种大喊大叫式的文字表演渐渐隐去，新魏体、隶体的书写减少了，我的硬笔书写兴趣也慢慢转向更有韵味的行书。大约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次我去湖州某广告公司办事，接待我的是后来担任市美协主席的刘祖鹏先生。当时不知什么原因我得留下一个便条。当我把便条交给他时，只见他端详了一会，然后点点头，说：“这字写得不错。”刘老师一句不经意的评论，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地记忆。就像上世纪80年代我参加市二轻工业总公司一次职工书画摄影展一样，展后我去取回作品，公司工会的王春根告诉我，他们请来了湖州的宿儒谭建丞先生，谭老说我的字“很老”。这句十分平常的评价，当时被我写进了日记，至今想起还颇有些得意。

　　我知道我没有进过师门，完全缺失学书的基础和功底，这类评价已经是对我曾经下过功夫的十分客观的肯定了。就像１０年前我尝试参加《中国钢笔书法》杂志一次“千日竞书”活动，后来收到主编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就作品而言，看得出你在书艺方面有着极高的天分和才情，可惜缺少正确的好老师指点和培养。”这番话实是一矢中的。这也印证了学书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绝对不能奢望一夜成名，指望“无师自通”，除非你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天才”。这种自我摸索，往往由于取法太低，难有长进，弄得不好甚至会误入歧途。

　　从上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到８０年代，我算和钢笔毛笔结下了缘。虽然从内心说我并不热衷于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潮头，但我却十分感谢潮头赋予我的机遇。就学书而言，我几乎就是这政治潮头的“弄潮儿”。新魏体见证了“文革”，见证了粉碎“四人帮”，也见证了我的那一段经历。

　　随着改革开放的来临，供新魏体大规模表演的舞台渐渐淡出，尽管在电脑的字体库中，新魏体还是作为一种字体而存在，但它已不再是人们热衷的字体。而我的新魏体情结依旧，在我存储在电脑文库中的近两百篇文章里，绝大部分的标题都是“新魏体”。有一段时间，书界曾争论过新魏体是不是书法的问题，当然这是书法界的学术争鸣，与我的爱好无关。不管新魏体是不是书法，我只知道我曾热衷过它、孜孜不倦地追求过它，并且和它共享了一段青春、好学且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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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观点：魏体的演变至清末民初，有倡导碑学的张裕钊、赵之谦、康有为、曾熙、李瑞清等诸多大家。但陈禄渊新魏体的形成，据现有的资料，应该受李瑞清（晚号清道人）的影响最深，与张裕钊关系不大。陈禄渊新魏体借鉴了京剧的身段功架，而不仅是京剧的唱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