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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遮蔽的现代主义光辉——重新“发现”吴大羽（上）

宜兴日报2015年6月11日“阳羡·记录”　　撰稿：戴 军

　　他是宜兴人，中国现代绘画的开拓者、抽象油画的奠基人，美术教育家。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三位当代画坛巨匠的恩师。长久以来，他默默无闻，人们都以为，他只是一位发现并培养了千里马的伯乐。就像古语所说，师不必贤于弟子。然而，当岁月的尘埃被渐渐抖落，真相的魔盒被次第打开，他就像一颗硕大的夜明珠，耀眼的光芒照彻寰宇。

　　悄然的展览引发极大关注

　　5月，一场名为《吴大羽文献展——被遗忘、被发现的星》在北京中国油画研究院悄然开幕。之前，画展没有任何预告和宣传炒作，但很快，参观者以几何数递增，《新京报》《京华时报》等报刊以及各大网站、众多微信平台都做了大量报道。每天，在北京举办的各种展览有几十场，而如此低调的一个展览之所以人气空前，并非大羽先生声名远播，而是更多的人开始逐渐感受到他作品的艺术魅力、艺术史价值，认识到他对于中国现代美术甚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价值。

　　得知我们专程从先生的家乡赶来，展览协办方之一辅仁书苑的李先生热情接待，并感慨地说，你们应该骄傲，宜兴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未来，相信全世界都会对吴大羽肃然起敬。

　　宜兴，神奇的土地。这不容置疑。但以我们的愚陋，它的神奇却总是无法深谌。就像大羽先生，一座人格与艺术的高山，令人仰止、着迷，而又永远无法抵达其山巅。那么，就尽我所能，窥其一斑吧。

　　在巴黎播下一生的理想

　　城区茶局巷。1903年12月5日，吴大羽就诞生在巷内的一座老宅里。如今这里商铺林立，车行拥挤，只有浓密的树荫，还能让人依稀感受到当年庭院深深的雅静。

　　大羽是这个小康之家最小的六子，五六岁上，就爱在一旁出神地看祖父吴梅溪先生教徐悲鸿父亲徐达章画画，一颗童稚之心从此交给了绘画艺术，终生无悔。父亲吴冠儒是地方乡绅，开有私塾，良好的教育为吴大羽打下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及书法功底。15岁，父亲过世，大哥吴子政将一心求学的他送到上海，师从艺术教育家张聿光先生。两年后，他成为《申报》美术编辑，以漫画为武器，针砭时弊，鼓舞民众，小小年纪就并显现出过人的识见与担当。

　　五四时期的中国西风日劲，身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大羽先生早就将钦羡的目光投向了艺术之都巴黎。但留学费用不菲，他不敢有此奢望。未曾想，大哥竟然竭力主张他出国深造，还卖掉了一块田产，给了他三千大洋。身为前清秀才的吴子政，再一次让我们见识了其眼光与胸怀，也见证了宜兴这块文化厚土的不凡。

　　一艘油轮载着满怀梦想的吴大羽在大西洋上劈波斩浪，此时的他一定不会想到，未来5年的游学生涯，为他打开了通往世界最高艺术殿堂的大门，却也关上了他与俗世妥协的另一扇门，为他孤傲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艺术思潮此起彼伏，艺术流派异彩纷呈，浸淫其中，吴大羽几乎是废寝忘食。在美术界，现代派绘画风头正健，而当时他就读的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院派仍然是主流，学术空气沉寂。他却爱上了巴黎画坛极具时代气息的各种现代派：野兽派的大胆，表现主义的泼辣，立体派的理智，巴黎派的个性，纳比派的自由。于是，吴大羽和许多同学把博物馆、画廊当作了教室，自学现代派绘画。和别人不同的是，吴大羽只认真地看，不临摹。他认为临摹只重技法，往往把感觉忽略了。当然，他也会看画家的技法，还有理论阐述。注重感觉，表现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这恰恰是现代派艺术的关键所在。所以说，吴大羽对于现代派绘画艺术的把握是准确的，或者说，他终于找到了能与自己的生命频率实现共振的绘画艺术。

　　更幸运的是，他能师从一流的艺术大师，一位是勃拉克，与毕加索同为立体画派创始人及代表人物；一位是布德尔，罗丹的大弟子，欧洲三大现代雕塑家之一。如此的师承，让吴大羽从一开始就站在了现代派绘画的最高平台上，加上个人的禀赋与勤勉，很快就显现出非凡的才情，被同道称作“小塞尚”，林风眠则称他是“非凡的色彩画家”，具有“宏伟创造力”。1927年，他与同在巴黎留学的林风眠、林文铮、李金发、刘既漂等人，参与发起了中国艺术家在海外的艺术运动团体“霍普斯学会”，同年5月举办了“当代中国美术展览会”，吴大羽和徐悲鸿等都有极优之作参展，成为轰动法国的一件大事。

　　西子湖畔的激情岁月

　　带着让欧洲现代艺术在古老中国生根开花的宏愿，这一年，吴大羽回来了。次年3月，蔡元培先生创办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聘请林风眠为校长，吴大羽为西画系主任教授，他们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才俊，聚集在西子湖畔，开始了一段为艺术而燃烧的激情岁月，也让这所艺术的天堂此后长久地影响着中国现代艺术的进程。

　　那也是吴大羽一生中最舒放、豪迈的岁月，他迎来了艺术生涯的第一个高峰，《窗前裸妇》《汲水》《凯旋图》《孙中山演讲图》等许多大型作品相继诞生，色彩强烈，气势雄强，不乏关注社会、主题宏伟之作。可惜，这些画作日后多在日寇侵华时被毁。

　　生命力勃发，创造力毕现，让这一时期的吴大羽神采奕奕，风度翩翩，深得学生们敬仰。朱德群回忆到：“（吴师）大黑边的眼镜、灰黑叉肩斗篷、瘦小的裤脚，走在教室的地板上发出咚咚的脚步声。吴师是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画家，所以举止上给人一种傲慢、目空一切的感觉，这也许是才华过人的自然流露吧！但对学生则热情洋溢、十分亲切爱护、耳提面命极尽鼓励之能事，对学生寄予极大的希望。”

　　才华横溢的学者画家，循循善诱的良师益友，要做到二者兼备，实属不易。而几乎所有学生忆起严厉的恩师吴大羽，无不心怀感恩，推崇他的博识与高见，感谢他所给予自己的塑造。我想，他是用孤傲来对付他所鄙视的俗流，而把满腔热诚献给了艺术，还有同样热爱艺术的学子们。

　　“师生之间是道义关系。”吴大羽的这句名言至今振聋发聩。的确，传道是师者的首要职责，师生关系绝不是庸俗的利益关系、裙带关系，而是育化与被育化的关系。师者用何育化学生？用道。这个“道”在他的描述里内涵丰富，就本质而言，应该指的是人伦道德、精神境界、品格操守等等。因此，他对学生们严格要求，诲育不倦，对于优秀的学子更是爱之深切，满怀希冀。

　　小阁楼上的退隐生涯

　　抗战爆发后，杭州艺专被迫西迁，吴大羽因学校合并带来的纷争，于1938年5月携妻儿历经波折，于两年后回到上海，蛰居在一栋二层公寓的狭小天地里。

　　此后近8年的隐居生涯，他并不消沉，迷茫；相反，他读书，思考，开始了对抽象艺术的探索，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

　　这期间，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闵希文等学生不断写信请教，吴大羽的回信不仅满含激励，更像授课的讲义，理论的著作，把他对于艺术与人生的思考和盘托出，这些经典的论述长久地被学生们奉为艺术的圭臬。吴冠中“像圣经似的永远随身带着这些墨迹（指书信），一直带到巴黎，又带回北京，最后毁于‘文革’。”但“美在天上，有如云朵。落人心目，一经剪裁，著根成艺。”这如诗般的义理之语，早已镌刻心中。所幸，吴大羽家里保留了这些书信的草稿，它们在“文革”中被抄没后又发回，历经磨难而幸存了下来。

　　1947年10月，吴大羽重新回到杭州艺专任教，仍住在上海，每周或隔周来校上几天课，把事务性工作交给了助教、他的学生、宜兴人丁天缺，以避开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琐碎的日常杂务，潜心于艺术创作和研究。

　　1949年5月，岳父岳母以万金相许，要吴大羽一家同去台湾。他不想去，他知道，自己艺术的根在这里。妻子寿懿琳深深懂得丈夫的品格与追求，义无反顾地拒绝了父母的盛情。妻子的举动令他钦佩，他一直视陶渊明为精神偶像，于是他感慨道：“我有名分崇敬我的爱人，她才配称作渊明的配偶，万金不看一眼。” 

　　而其时，他们的生活并不宽裕。

　　寿懿琳出身名门，祖父在清末时曾任上海的道台，父亲是资深银行家，她是1928年国立杭州艺专春季入学国画系的学生，端庄贤淑，才貌双全。和吴大羽一样，她心地善良，品行高洁。对丈夫爱得深沉，这爱中，有敬仰，有倾慕，也有患难与共的血肉亲情。那年，她和丈夫携幼女随学校西迁，跟着大批难民挤上火车，却只能爬上车顶，迎着风雨，冒着严寒，随时有失足跌落的危险，她也处之泰然。后来一家三口从昆明返回上海，也是历经坎坷，却毫无怨言。此后近8年的隐居生活，没有了经济收入，一家四口过得十分清苦。吴大羽回到杭州艺专后，由于物价飞涨，生活依然拮据，寿懿琳省吃俭用，还亲自为丈夫做棉鞋。吴大羽一生只专注而深情地爱了一个女人，就是他的妻子，他们携手走过了60年风雨人生，留下了一个艺术家的爱情童话。

　　有时，吴大羽会在学校滞留一段时间，夫妇间便会频频鸿雁传书，互诉思念之情。妻子每每读着信，仿佛丈夫就在身边对自己说话一样，精神得到莫大的慰藉。妻子总是牵挂着丈夫的起居。一次，丈夫走时所带衣物不多，天气变冷了，寿懿琳赶紧写信嘱咐他“需格外当心，裤子如不够可再穿一条，围巾也可就地借用啊，饮食望勿太节俭，小饭馆千忌进入……你第一要节谈多睡，第二勿过饱，一切须牢记着。”妻子很想去丈夫身边照顾，无奈物价不断狂涨，添了冬衣，便连旅费也凑不齐了。

　　非常年代的多舛命运

　　吴大羽夫妇选择了留下，却没有料到，其对于抽象艺术的主张，成为历次政治运动中他无法回避的“污点”。1950年9月，学校以“教员吴大羽，艺术表现趋向形式主义，作风特异，不合学校新教学方针之要求，亦未排课；吴且经常留居上海，不返校参加教职员学习生活，绝无求取进步之意愿”为由，解除了他的教职。此后的10年，全家仅靠女儿吴崇力和儿子寿崇宁担任中学教师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1960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立，吴大羽被聘为教师，但由于其教育思想不合时流，他与学校一直若即若离。5年后，上海油画雕塑室成立，他被聘为专职画家。此前15年，虽然他一直受到排斥，甚至长期失去工作，但他没有停止在抽象绘画方面的实践与理论探求，《伏案少女》《镜中像》《少女头像》等一批抽象作品相继诞生，具有了鲜明的吴大羽风格。这近20幅作品悬挂在他家客厅墙上，在学生们看来，一向谨小慎微的老师如此冒险，可见他热爱艺术已是奋不顾身。上世纪60年代，他还创作了200余件水彩画，后在“文革”中被抄没，最终也未发回。

　　正当他想重新振翅高飞之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受到了更猛烈的冲击，因为他的画中“没有政治”“没有一分一厘为人民服务的气概”，表现的“是洋奴思想，反动内容，（他的画是）一枝毒草”。他被以“反动学术权威”“新画派的祖师爷”身份遭遇抄家、批判，两次重病，差一点死去。他还忍痛把自己的许多画作付之一炬。1950年以来，几十年遭受不公正待遇，长时间被排除在主流美术之外，生活窘迫，尊严丧失，这对于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而言都是灭顶之灾。难以想像，在那座阁楼上，吴大羽是如何度过长夜一般的忧愤岁月的。

　　事实上，妻子和一双儿女始终不离不弃守候着他，支持着他。儿女们一生都没有婚嫁，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家成了他最温暖的港湾。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