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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0月25日 】  关闭本窗口


 

坚守内心 至死不渝
  ——也说徐悲鸿的“耿” 

宜兴日报2013年10月18日“阳羡·人物”

  今年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人、杰出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逝世60周年。央视八套近日播出了电视连续剧《徐悲鸿》,徐悲鸿那极富传奇色彩的艺术人生也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徐悲鸿是宜兴人的骄傲,而宜兴的山水人文也给了大师无穷的滋养,这其中包括对他精神品格乃至个性气质的塑造。我从同乡晚辈的角度看,觉得他身上有着宜兴人鲜明的性格烙印,特别是“耿”劲十足,这一性格特点表现在他对待艺术与人生的方方面面。  

  宜兴人说的“耿”,和“倔”有相通之处,都表现为一种执着于内心的坚持,有时甚至表现得有些不近情理。我说徐悲鸿是宜兴的“耿”人,或许有些人会认为是给宜兴人抹黑,其实“耿”在我看来是个中性词,更多的含有“耿直”、“耿介”这样正面的意义。评说一个人是否“耿”,关键要看其所作所为,看他是否在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出但能品味到的“坚持”和“恒定”。徐悲鸿的骨子里确实有这种类似“我行我素”的宜兴人的“耿”劲。

  旗帜鲜明的艺术追求

  这种固执的“坚持”和“恒定”在他的艺术生涯中,是处处可见的。他坚守写实主义风格,至死不渝;坚持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方向,一生不变。对于他所反对的一些艺术流派,他毫不留情、直言不讳地加以批判。这种旗帜十二分鲜明的态度,也让一些“同仁”感到不可理喻。正是这种坚定的思想和精神,铸就了一代宗师的不朽形象。这方面的“耿”劲,我想大家是会理解的。徐悲鸿的绘画作品,从形式上讲,无论是素描、油画还是国画,从时间上看,无论是欧洲八年、抗战前后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从题材上看,无论山水花鸟、人物走兽还是传说神话,皆落笔如神、栩栩如生,现实主义风格和为平民而画的心态,贯穿了他整个艺术生涯。

  傲骨铮铮的君子风范

  徐悲鸿在待人处事上,也和他在艺术创作方面一样“耿”,他是一个嫉恶如仇、爱憎极其分明的人。他有句著名的座右铭:“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铮铮作响的话语,就是他为人的旗帜。实际上他把宜兴人的“耿”劲既言在明处,又置于骨髓。他的傲骨充分体现在了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上,这一态度就是:你当你的权贵,我有我的立场。徐悲鸿也知道这样的“不敬”于己不利,因此,1932年入住南京傅厚岗6号后,他为其公馆取名“危巢”。但他不改初衷,他集泰山经石峪石刻里的字“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为联,悬于画室。蒋介石五十大寿之际,张道藩仗着他在保释田汉一事上出过力,便要徐悲鸿为蒋介石画像,后者断然拒绝道:“在别人,这是做官发财的好机会,我徐某人不屑为此!”张道藩气得目瞪口呆,随即用威胁的口吻说:“你要考虑不画的后果。”“我就是不画!我从来是一意孤行的,你难道不知?”徐悲鸿提高嗓门回答他。  

  不久,由于徐悲鸿拒绝为蒋介石画像,南京城内出现一出造谣中伤的闹剧:以徐悲鸿与孙多慈师生婚外恋为由,中央大学出现反对徐悲鸿的标语,许多小报又推波助澜,大事渲染……这迫使徐悲鸿于1936年6月远走广西。但他并不屈服,在《广西日报》发表文章,公开指责蒋介石无礼、无义、无廉、无耻。1945年,尽管特务、对手监视、威胁他,但在重庆《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徐悲鸿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呼吁取消特务组织,废除国民党独裁。 

  支撑徐悲鸿一生不畏权贵、嫉恶如仇的内在因素,是他满腔的爱国爱民热情。作为一名从穷苦下层家庭走出的知识分子,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和本。他对革命同志、穷苦学生的爱护、同情,从来都是不怕冒险、不惜一切代价的,也是有口皆碑的。归国不久,徐悲鸿就千方百计、顶住压力营救田汉,这一举动也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而他一生爱惜人才,对傅抱石、蒋仁、王临乙、吴作人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后生,可谓关爱有加。1931年,徐悲鸿率学生去庐山写生归来,途经南昌时,一位衣衫破旧的青年持自己的作品腼腆地前来求教。徐悲鸿打开一看,那些山水画别具一格,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翌日,他冒雨到青年家中,方知这青年出身贫苦,作画全靠自学,当时在小学代课。虽仅一面之交,徐悲鸿却劝他出国留学,并慷慨为他筹措经费。这位青年日后留学日本,他就是后来蜚声中国画坛的傅抱石。傅抱石常对人说:“没有他徐悲鸿,就没有我傅抱石。”  

  无私的关爱让徐悲鸿桃李满天下,学生中许多人成为著名艺术家,是中国美术界的中坚骨干。他为中国培养的不只是一代而是延及数代的艺术人才。徐悲鸿身上的爱、恨两种情感是同时存在的,而且同样鲜明,正如好友徐志摩先生对他的评价:“你爱,你就热热地爱;你恨,你也热热地恨。崇拜时你纳头,愤慨时你破口。”徐悲鸿就是这样一个性格鲜明而耿直之人。

  相濡以沫的情感理想

  说到情感,许多了解徐悲鸿经历的人都会产生疑问,在对待自己家庭、对待爱人方面,徐悲鸿又何以称为“耿”呢?他是不是一位见异思迁、不忠不义之徒呢?  

  作为艺术家,徐悲鸿的感情生活应该说是丰富多彩的。17岁那年,在家乡遵父之命和同乡某女子定了婚约,4年后在上海初识复旦蒋梅笙教授之女蒋棠珍(蒋碧微),二人互生情愫,后在同乡朱了洲教授的帮助下双双私奔东瀛。22岁时,徐悲鸿和蒋碧微成婚,直至1945年底宣布解除同居关系,两人延续了28年的婚姻生活。期间的1919年,随徐悲鸿赴法国留学的蒋碧微遇到了张道藩,从此,张对蒋一见倾心,这给徐蒋两人的婚姻和家庭带来了谁也说不清的影响。1934年,徐悲鸿对自己的女学生孙多慈产生了恋情,蒋耿耿于怀,这一切让本已陷入低谷的婚姻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到了1946年初,徐悲鸿和相差28岁的湖南姑娘廖静文正式结婚,直至去世。

  对徐悲鸿感情和婚姻生活的解读,历来有许多版本,就连他的两任夫人说法都不尽一致,更不用说其他人了。我觉得读懂徐悲鸿的感情,是读懂徐悲鸿一生的关键。在我看来,徐悲鸿尽管留洋多年,后来又常到国外奔波,身上有着渴望民主自由的西方现代精神,但骨子里还是一位正直的中国传统文人。

  在他心中第一位的是民族大义、个人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是他绘画的基本主题。在民族危亡时,他想用画笔唤起民众,这是他创作的动力,不然,他的“马”不会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其他的画更不必说了。他对权贵与生俱来的蔑视和反感,这是正直的中国传统文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个人气节的最好写照。  

  第二位的是他的事业,是他对“精于艺”的不懈追求。游历欧洲,醉心学业,是“只读圣贤书”的另一种表现。八年的学习,实际他从来没有用心、用时间去学习西方的生活,就连家中娇妻都没时间和精力去顾及。回国初的四处奔波,是因为他要学“孔子”,传他所学之道,授他所取之经。此时“小家”在他的心目中只是一个概念,他胸怀的是天下。对穷苦学生和同道之人的关爱,实际是一种“达则兼济天下”传统情愫。  

  第三位的才是他的爱情、他的情感归宿。对于爱情,没有谁会麻木,没有谁会不动心。徐悲鸿初识蒋碧微,正是穷书生巧遇美娇娘正剧的经典开场,两人的故事有破茧成蝶、双飞双栖这一被大多数人看作传统爱情剧的通常情节。此时或许徐悲鸿心里真是情有所归、爱有所获,满以为娇妻知书达理,与自己在书画艺术方面又息息相通,此后定会全身心地支持自己投身绘画艺术了。殊不知我们的女主角本是新女性,一旦接触西洋的花花世界,面对只知埋头艺术的“书呆子”,如何甘心?我无意去否定蒋碧微女士追求甜蜜爱情、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权利,但从质上讲,从一开始,她没有理解徐悲鸿这个人。

  徐悲鸿对个人物质生活十分不在意,要求非常低,这大概是徐蒋之间最大的差距。到南京过上相对稳定的家庭生活后,这种生活观念上的差距就更明显了。再加上蒋还有张这个参照“物”,另外,徐悲鸿在政治上固有的反抗意识和情绪,加大了这个家庭中两位主人公之间的裂痕。这一时期温柔贤淑、聪慧可人的女学生孙多慈的出现,对徐悲鸿而言,唤起了他对心目中对理想女性的渴望。许多年前,他以为蒋就是这样的女性,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的错觉,所以,他和蒋的婚姻最终以他的离家出走为结局,他的这种“我行我素”的“耿”劲,一览无余。

  徐悲鸿对爱、对情并不是不懂,但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一位能与自己相濡以沫、在身后无怨无悔地给予自己支持的爱人,这在他以后的爱情婚姻生活中找到了更充分的注解。与蒋碧薇分居8年到正式分手,徐悲鸿不是不痛心,重庆时差点儿要了他命的一场大病,是因100万元钱和100幅画所累,更是因最终失去真爱的伤痛。幸好,在他的身边,还有一份更彻底、更适合徐悲鸿观念的真爱。

  你能说徐悲鸿不懂爱情吗?他对爱的追求实际上一直没变,只是他理想的爱开始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当理想的爱真的来到身边时,却显得有些仓促、有些短暂。(宗伟方)

《愚公移山》

《九方皋》

《田横五百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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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代表作背后的故事 

    徐悲鸿先生在其短暂的人生中,将大部分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同时他勤勉刻苦,更怀有艺术救国的炽热情怀,创作了大量的绘画艺术精品,《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箫声》、《九方皋》、《愚公移山》、《奔马图》、《灵鹫》等代表作更是成为国宝级画作,对中国现代美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愚公移山》 

  1939年12月,徐悲鸿应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之邀,赴印度讲学,次年2月,在泰戈尔引见下,为圣雄甘地画像。徐先生从甘地身上看到了愚公的影子,随后几个月开始创作《愚公移山》的草稿以及人物写生素描稿数十幅。1941年8月,他在新加坡先后完成巨幅设色水墨画和油画《愚公移山》两个版本。
  日军偷袭珍珠港时,新加坡也遭到空袭。为躲避日军轰炸,徐悲鸿将《愚公移山》等一批作品安放在崇文学校的一口枯井之内。日本投降后,他在新加坡的好友及崇文学校校长钟青海,从枯井中取出书画,并致函徐悲鸿。徐先生为表感谢,请钟校长任选一件藏画,钟青海挑选了油画《愚公移山》。
  徐悲鸿创作这幅巨作,是希望中国军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艰苦奋战,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田横五百士》

  此画取材于《史记·田儋列传》。田横是秦末齐国国王,曾带领士兵一同抗秦。汉高祖统一天下后,田横同他的士兵五百人仍守在一个孤岛上。汉高祖下诏:如果田横来投降,便可封王或侯;如果不来,便派兵去把岛上的人通通消灭掉。  
  田横便带了两个部下向京城进发,在离京城三十里处自刎而死,遗嘱两个部下拿他的头去见汉高祖,表示自己不受投降的屈辱,也保存了岛上五百人的生命。汉高祖用王礼葬他,并封那两个部下做都尉,但那两个部下也自杀在田横的墓穴中。汉高祖派人去招降岛上的五百人,他们听到田横自刎,便都蹈海而死。司马迁感慨地写道:“田横之高节,宾客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 可见,徐悲鸿作此画是受太史公的感召。  
  徐悲鸿的女儿徐静斐回忆:“父作此画时,正是日寇入侵、蒋介石妥协不抵抗、许多人媚敌求荣之时,父亲意在通过田横故事,歌颂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所尊崇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质,以激励广大人民抗击日寇。”
  徐悲鸿在创作这幅杰作时相当艰苦,画面上的每个人物都有模特儿,他先画了精确的素描稿,然后画到画布上。作品1928年开始创作,1930年完成。画面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场面,田横面容肃穆地拱手向岛上的壮士们告别,在那双炯炯的眼睛里没有凄惋、悲伤,而是闪着凝重、坚毅、自信的光芒。

  《徯我后》

  此画取材于《尚书·仲虺之诰》中的一句话:“徯我后,后来其苏。”(意思是说:等待我们贤明的领导人,他来了,我们就得救了。)此画描写了百姓不堪忍受夏桀的暴虐,殷切地期待商汤带兵来解救。大地干裂了,瘦弱的耕牛啃着树根,人们的眼睛里燃烧着焦灼的期待。
  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说,创作此画时正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国民党政府一面屈膝投降帝国主义,一面加紧镇压人民群众和民主运动。悲鸿借这个题材抒发了被压迫人民的愿望。 
  据说这幅画作完成后,和《田横五百士》一起高悬于中央大学礼堂,打动了无数观画者的心。无耻小人却密报当局,说徐悲鸿借此影射、攻击政府。徐悲鸿知悉后大笑道:“这正是我作画的目的!” 

  《九方皋》

  中国油画百年,徐悲鸿是奠基者和开拓者。1931年,徐悲鸿先生完成油画《九方皋》,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不朽巨作。据其长子徐伯阳记载,徐悲鸿先生以《九方皋》为题材作画,“前后19次之多”。   
  《九方皋》取材于《列子·论符篇》里的一个故事。伯乐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相马师,年老后,向秦穆公推荐其好友九方皋,于是,秦穆公让九方皋为他物色一匹千里马。九方皋用了3个月,终于找到一匹千里马。秦穆公问他是什么样的马,他说是一匹黄色雌马。秦穆公一看,原来是一匹黑色雄马,于是不相信九方皋能识马。伯乐叹息道:九方皋不重视马的表皮外相,只重视它的内在精神品质,他对于马的认识是无人可比的。秦穆公闻此,仔细检验了这匹马,果然是天下最好的马。
  20世纪30年代,日本占领了东北,逼近华北。徐悲鸿画的以九方皋为代表的历史人物,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锐意进取的精神象征。他的奔马,给人以生机和力量,表现了令人振奋的积极精神,成为现代中国画的标志。他以马喻人、托物抒怀,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徐悲鸿在创作《九方皋》时,丝毫未局限于历史传说,画面上既没有出现秦穆公,也没有出现伯乐,而是重点刻画了九方皋见识高明、气度豁达、心明眼亮的形象。那黑色的骏马则因知遇而双目放光,跃然欲驰。
  徐悲鸿笔下的马都是在宽广原野上狂奔的骏马,都是一无笼辔,二无鞍蹬,唯有在《九方皋》中的那匹骏马有缰辔。对此,徐悲鸿解释说:“马也和人一样,愿为知己者用,不愿为昏庸者治。” 

[ 来源:宜兴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