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内心至死不渝——也说徐悲鸿的“耿”

　　旗帜鲜明的艺术追求

　　这种固执的“坚持”和“恒定”在他的艺术生涯中，是处处可见的。他坚守写实主义风格，至死不渝；坚持艺术为大众服务的方向，一生不变。对于他所反对的一些艺术流派，他毫不留情、直言不讳地加以批判。这种旗帜十二分鲜明的态度，也让一些“同仁”感到不可理喻。正是这种坚定的思想和精神，铸就了一代宗师的不朽形象。这方面的“耿”劲，我想大家是会理解的。徐悲鸿的绘画作品，从形式上讲，无论是素描、油画还是国画，从时间上看，无论是欧洲八年、抗战前后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从题材上看，无论山水花鸟、人物走兽还是传说神话，皆落笔如神、栩栩如生，现实主义风格和为平民而画的心态，贯穿了他整个艺术生涯。

　　傲骨铮铮的君子风范

　　徐悲鸿在待人处事上，也和他在艺术创作方面一样“耿”，他是一个嫉恶如仇、爱憎极其分明的人。他有句著名的座右铭：“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铮铮作响的话语，就是他为人的旗帜。实际上他把宜兴人的“耿”劲既言在明处，又置于骨髓。他的傲骨充分体现在了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上，这一态度就是：你当你的权贵，我有我的立场。徐悲鸿也知道这样的“不敬”于己不利，因此，1932年入住南京傅厚岗6号后，他为其公馆取名“危巢”。但他不改初衷，他集泰山经石峪石刻里的字“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为联，悬于画室。蒋介石五十大寿之际，张道藩仗着他在保释田汉一事上出过力，便要徐悲鸿为蒋介石画像，后者断然拒绝道：“在别人，这是做官发财的好机会，我徐某人不屑为此！”张道藩气得目瞪口呆，随即用威胁的口吻说：“你要考虑不画的后果。”“我就是不画！我从来是一意孤行的，你难道不知？”徐悲鸿提高嗓门回答他。　　

　　不久，由于徐悲鸿拒绝为蒋介石画像，南京城内出现一出造谣中伤的闹剧：以徐悲鸿与孙多慈师生婚外恋为由，中央大学出现反对徐悲鸿的标语，许多小报又推波助澜，大事渲染……这迫使徐悲鸿于1936年6月远走广西。但他并不屈服，在《广西日报》发表文章，公开指责蒋介石无礼、无义、无廉、无耻。1945年，尽管特务、对手监视、威胁他，但在重庆《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徐悲鸿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呼吁取消特务组织，废除国民党独裁。

　　支撑徐悲鸿一生不畏权贵、嫉恶如仇的内在因素，是他满腔的爱国爱民热情。作为一名从穷苦下层家庭走出的知识分子，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和本。他对革命同志、穷苦学生的爱护、同情，从来都是不怕冒险、不惜一切代价的，也是有口皆碑的。归国不久，徐悲鸿就千方百计、顶住压力营救田汉，这一举动也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而他一生爱惜人才，对傅抱石、蒋仁、王临乙、吴作人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后生，可谓关爱有加。1931年，徐悲鸿率学生去庐山写生归来，途经南昌时，一位衣衫破旧的青年持自己的作品腼腆地前来求教。徐悲鸿打开一看，那些山水画别具一格，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翌日，他冒雨到青年家中，方知这青年出身贫苦，作画全靠自学，当时在小学代课。虽仅一面之交，徐悲鸿却劝他出国留学，并慷慨为他筹措经费。这位青年日后留学日本，他就是后来蜚声中国画坛的傅抱石。傅抱石常对人说：“没有他徐悲鸿，就没有我傅抱石。”　　

　　无私的关爱让徐悲鸿桃李满天下，学生中许多人成为著名艺术家，是中国美术界的中坚骨干。他为中国培养的不只是一代而是延及数代的艺术人才。徐悲鸿身上的爱、恨两种情感是同时存在的，而且同样鲜明，正如好友徐志摩先生对他的评价：“你爱，你就热热地爱；你恨，你也热热地恨。崇拜时你纳头，愤慨时你破口。”徐悲鸿就是这样一个性格鲜明而耿直之人。

　　相濡以沫的情感理想

　　说到情感，许多了解徐悲鸿经历的人都会产生疑问，在对待自己家庭、对待爱人方面，徐悲鸿又何以称为“耿”呢？他是不是一位见异思迁、不忠不义之徒呢？　　

　　作为艺术家，徐悲鸿的感情生活应该说是丰富多彩的。17岁那年，在家乡遵父之命和同乡某女子定了婚约，4年后在上海初识复旦蒋梅笙教授之女蒋棠珍（蒋碧微），二人互生情愫，后在同乡朱了洲教授的帮助下双双私奔东瀛。22岁时，徐悲鸿和蒋碧微成婚，直至1945年底宣布解除同居关系，两人延续了28年的婚姻生活。期间的1919年，随徐悲鸿赴法国留学的蒋碧微遇到了张道藩，从此，张对蒋一见倾心，这给徐蒋两人的婚姻和家庭带来了谁也说不清的影响。1934年，徐悲鸿对自己的女学生孙多慈产生了恋情，蒋耿耿于怀，这一切让本已陷入低谷的婚姻产生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到了1946年初，徐悲鸿和相差28岁的湖南姑娘廖静文正式结婚，直至去世。

　　对徐悲鸿感情和婚姻生活的解读，历来有许多版本，就连他的两任夫人说法都不尽一致，更不用说其他人了。我觉得读懂徐悲鸿的感情，是读懂徐悲鸿一生的关键。在我看来，徐悲鸿尽管留洋多年，后来又常到国外奔波，身上有着渴望民主自由的西方现代精神，但骨子里还是一位正直的中国传统文人。

　　在他心中第一位的是民族大义、个人气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是他绘画的基本主题。在民族危亡时，他想用画笔唤起民众，这是他创作的动力，不然，他的“马”不会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其他的画更不必说了。他对权贵与生俱来的蔑视和反感，这是正直的中国传统文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个人气节的最好写照。　　

　　第二位的是他的事业，是他对“精于艺”的不懈追求。游历欧洲，醉心学业，是“只读圣贤书”的另一种表现。八年的学习，实际他从来没有用心、用时间去学习西方的生活，就连家中娇妻都没时间和精力去顾及。回国初的四处奔波，是因为他要学“孔子”，传他所学之道，授他所取之经。此时“小家”在他的心目中只是一个概念，他胸怀的是天下。对穷苦学生和同道之人的关爱，实际是一种“达则兼济天下”传统情愫。　　

　　第三位的才是他的爱情、他的情感归宿。对于爱情，没有谁会麻木，没有谁会不动心。徐悲鸿初识蒋碧微，正是穷书生巧遇美娇娘正剧的经典开场，两人的故事有破茧成蝶、双飞双栖这一被大多数人看作传统爱情剧的通常情节。此时或许徐悲鸿心里真是情有所归、爱有所获，满以为娇妻知书达理，与自己在书画艺术方面又息息相通，此后定会全身心地支持自己投身绘画艺术了。殊不知我们的女主角本是新女性，一旦接触西洋的花花世界，面对只知埋头艺术的“书呆子”，如何甘心？我无意去否定蒋碧微女士追求甜蜜爱情、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权利，但从质上讲，从一开始，她没有理解徐悲鸿这个人。

　　徐悲鸿对个人物质生活十分不在意，要求非常低，这大概是徐蒋之间****的差距。到南京过上相对稳定的家庭生活后，这种生活观念上的差距就更明显了。再加上蒋还有张这个参照“物”，另外，徐悲鸿在政治上固有的反抗意识和情绪，加大了这个家庭中两位主人公之间的裂痕。这一时期温柔贤淑、聪慧可人的女学生孙多慈的出现，对徐悲鸿而言，唤起了他对心目中对理想女性的渴望。许多年前，他以为蒋就是这样的女性，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他的错觉，所以，他和蒋的婚姻最终以他的离家出走为结局，他的这种“我行我素”的“耿”劲，一览无余。

　　徐悲鸿对爱、对情并不是不懂，但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一位能与自己相濡以沫、在身后无怨无悔地给予自己支持的爱人，这在他以后的爱情婚姻生活中找到了更充分的注解。与蒋碧薇分居8年到正式分手，徐悲鸿不是不痛心，重庆时差点儿要了他命的一场大病，是因100万元钱和100幅画所累，更是因最终失去真爱的伤痛。幸好，在他的身边，还有一份更彻底、更适合徐悲鸿观念的真爱。

　　你能说徐悲鸿不懂爱情吗？他对爱的追求实际上一直没变，只是他理想的爱开始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当理想的爱真的来到身边时，却显得有些仓促、有些短暂。（宗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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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代表作背后的故事

徐悲鸿先生在其短暂的人生中，将大部分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同时他勤勉刻苦，更怀有艺术救国的炽热情怀，创作了大量的绘画艺术精品，《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箫声》、《九方皋》、《愚公移山》、《奔马图》、《灵鹫》等代表作更是成为国宝级画作，对中国现代美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愚公移山》

　　1939年12月，徐悲鸿应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之邀，赴印度讲学，次年2月，在泰戈尔引见下，为圣雄甘地画像。徐先生从甘地身上看到了愚公的影子，随后几个月开始创作《愚公移山》的草稿以及人物写生素描稿数十幅。1941年8月，他在新加坡先后完成巨幅设色水墨画和油画《愚公移山》两个版本。
　　日军偷袭珍珠港时，新加坡也遭到空袭。为躲避日军轰炸，徐悲鸿将《愚公移山》等一批作品安放在崇文学校的一口枯井之内。日本投降后，他在新加坡的好友及崇文学校校长钟青海，从枯井中取出书画，并致函徐悲鸿。徐先生为表感谢，请钟校长任选一件藏画，钟青海挑选了油画《愚公移山》。
　　徐悲鸿创作这幅巨作，是希望中国军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艰苦奋战，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田横五百士》

　　此画取材于《史记·田儋列传》。田横是秦末齐国国王，曾带领士兵一同抗秦。汉高祖统一天下后，田横同他的士兵五百人仍守在一个孤岛上。汉高祖下诏：如果田横来投降，便可封王或侯；如果不来，便派兵去把岛上的人通通消灭掉。　　
　　田横便带了两个部下向京城进发，在离京城三十里处自刎而死，遗嘱两个部下拿他的头去见汉高祖，表示自己不受投降的屈辱，也保存了岛上五百人的生命。汉高祖用王礼葬他，并封那两个部下做都尉，但那两个部下也自杀在田横的墓穴中。汉高祖派人去招降岛上的五百人，他们听到田横自刎，便都蹈海而死。司马迁感慨地写道：“田横之高节，宾客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 可见，徐悲鸿作此画是受太史公的感召。　　
　　徐悲鸿的女儿徐静斐回忆：“父作此画时，正是日寇入侵、蒋介石妥协不抵抗、许多人媚敌求荣之时，父亲意在通过田横故事，歌颂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所尊崇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质，以激励广大人民抗击日寇。”
　　徐悲鸿在创作这幅杰作时相当艰苦，画面上的每个人物都有模特儿，他先画了精确的素描稿，然后画到画布上。作品1928年开始创作，1930年完成。画面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场面，田横面容肃穆地拱手向岛上的壮士们告别，在那双炯炯的眼睛里没有凄惋、悲伤，而是闪着凝重、坚毅、自信的光芒。

　　《徯我后》

　　此画取材于《尚书·仲虺之诰》中的一句话：“徯我后，后来其苏。”（意思是说：等待我们贤明的领导人，他来了，我们就得救了。）此画描写了百姓不堪忍受夏桀的暴虐，殷切地期待商汤带兵来解救。大地干裂了，瘦弱的耕牛啃着树根，人们的眼睛里燃烧着焦灼的期待。
　　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说，创作此画时正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国民党政府一面屈膝投降帝国主义，一面加紧镇压人民群众和民主运动。悲鸿借这个题材抒发了被压迫人民的愿望。
　　据说这幅画作完成后，和《田横五百士》一起高悬于中央大学礼堂，打动了无数观画者的心。无耻小人却密报当局，说徐悲鸿借此影射、攻击政府。徐悲鸿知悉后大笑道：“这正是我作画的目的！”

　　《九方皋》

　　中国油画百年，徐悲鸿是奠基者和开拓者。1931年，徐悲鸿先生完成油画《九方皋》，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不朽巨作。据其长子徐伯阳记载，徐悲鸿先生以《九方皋》为题材作画，“前后19次之多”。　　　
　　《九方皋》取材于《列子·论符篇》里的一个故事。伯乐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相马师，年老后，向秦穆公推荐其好友九方皋，于是，秦穆公让九方皋为他物色一匹千里马。九方皋用了3个月，终于找到一匹千里马。秦穆公问他是什么样的马，他说是一匹黄色雌马。秦穆公一看，原来是一匹黑色雄马，于是不相信九方皋能识马。伯乐叹息道：九方皋不重视马的表皮外相，只重视它的内在精神品质，他对于马的认识是无人可比的。秦穆公闻此，仔细检验了这匹马，果然是天下最好的马。
　　20世纪30年代，日本占领了东北，逼近华北。徐悲鸿画的以九方皋为代表的历史人物，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锐意进取的精神象征。他的奔马，给人以生机和力量，表现了令人振奋的积极精神，成为现代中国画的标志。他以马喻人、托物抒怀，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徐悲鸿在创作《九方皋》时，丝毫未局限于历史传说，画面上既没有出现秦穆公，也没有出现伯乐，而是重点刻画了九方皋见识高明、气度豁达、心明眼亮的形象。那黑色的骏马则因知遇而双目放光，跃然欲驰。
　　徐悲鸿笔下的马都是在宽广原野上狂奔的骏马，都是一无笼辔，二无鞍蹬，唯有在《九方皋》中的那匹骏马有缰辔。对此，徐悲鸿解释说:“马也和人一样，愿为知己者用，不愿为昏庸者治。”

	宜兴书画 > 书画文苑	【 2013年10月25日】关闭本窗口

坚守内心 至死不渝 ——也说徐悲鸿的“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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