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之下，其人难为！
吴冠中
成名后遇到不同的慕名者，躲避中感觉自己像是一个逃犯
八十年代前，北京美术馆的所有展览，我几乎都去看。逐渐，少去，怕去了，因即便躲开了开幕的热闹时刻，但随时会被热情的观众包围，要求签名、合影、题词，无法让我细看展品。我所谓热情的观众，也未必都缘于热情，有一人拿一本画册紧追着要求我签名，说里面有我的作品，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幅冒我名的伪作。我告诉他是伪作。但后来他又追上来，仍拿了那本画册要我签名。1999年文化部主办我艺术展的开幕式上，因有领导们参加，加强了保卫，但仍有一位红衣女士一直紧跟在我旁边，我未注意，后来电视新闻联播中出现她几次形象，有人来电话问她是不是我的夫人或某位领导的夫人。
我到一些文化活动场合，也总易被人认出来，有些人远远指着我窃窃私语，是喜是忧，是祸是福，谁知？但我自己感到像是一个逃犯，总有人追踪，失去了自由自在的潇洒。我钦佩钱钟书先生远离媒体的高明。风霜雨雪，我在祖国大地上跋涉写生数十年，深山老林、穷乡僻壤，大都住在古庙、荒村、工棚里，才欣赏到玉龙山、张家界等难碰见的美景。八十年代初我到周庄写生，住在唯一的一家小旅店的木楼上，到干部食堂搭伙，静静作画，谁也不来干扰，安宁、舒畅，享受到世外桃源的生活境界。因有人在河道上造了一座水泥平桥，桥上盖了一个铁皮小屋卖杂货，堵住了小桥流水的景观，真是煞风景。我为此在中国旅游报发表了短文《周庄眼中钉》。短文引起旅游局及周庄所属昆山市的关注，眼中钉水泥桥很快被拆除，周庄也渐成了旅游热点。今日周庄已是闹市，人山人海，我最近再访，买了60元的门票，躲进一家小饭店用餐，结果还是被人发现，最后当地的主要领导都来邀请，盛情感人，但我已失去了当年的心情与心志，似乎已是人生舞台上的演员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虽打赢了全国首例假画官司，却只感到空喊打假的无力
自1950年离开巴黎，确定了我终生的艺术道路，这路其实并不存在，没有标志，更无依据，只能用自己的鞋底走出来，而且冒着轻视与嘲笑，我在《横站生涯五十年》（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中已阐明自己的真情实感。这种艺术生涯是殉道生涯，我从未企望在生前获得人们的认可，但我却坚信自己的探索将被后来者借鉴，因之曾以日后的“出土文物”珍视自己的作品。幸乎不幸乎，改革开放的春风来了，我被推入人间漩涡，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以身家性命顶住了极左文艺思潮的政治压力，今老矣，经济大潮对我已无诱惑力，但新闻媒体袭来，炒、蒸、煮，我不知自己是猪？是鱼？友人寄来一份5月30日的成都晚报，报道说我想在重庆办画展而无人接招，文中善意赞扬了我的成就与重要性，而重庆居然没有人肯资助，因而为重庆感到悲哀。我从未想过要到重庆展画，此报道不知来源何处，我自己连查询和更正的愿望都没有了。不久前中国艺术报记者来电话，说因假画泛滥成灾，全国政协中的书画家们为此联名提案，吁请有关部门重视并采取措施，记者征询我的意见，我无话可答，记者报道我哀莫大于心死。“炮打司令部”首例假画官司闹了近3年，可谓沸沸扬扬，那案件无须识别真、假画的专业知识，因是颠倒了“文革”的历史事实，经过“文革”的人都有判决资格。最后官司虽胜了，惨胜，因未能认真执行判决，由法院登报公告被告拒不执行判决。此案令制售假画者窃喜，客观效果上为假画开了绿灯，今假画堂皇过市，老鼠过街有谁喊打，至少我是无力空口喊打了，记者评我哀莫大于心死可能没错。
发表短文《笔墨等于零》后屡遭攻击，深感自己的论点已被人生吞活剥断章取义
九十年代初我发表了短文《笔墨等于零》，开宗明义：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我谈的是创作规律，认为技法永远服从于感情，是感情的奴才，由于感情之异而引起技法之变，技法的统一标准必有碍于艺术发展，所谓笔墨毕竟属于技法范畴。近几年来“笔墨等于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争议当然是好事，但反对甚至痛恶《笔墨等于零》的人们中，却极少人读过这篇发表于七、八年前的千字文，若继续讨论，我希望一字不改重新发表这篇千字文，必须让打靶的人看清靶子，我自己已无话可说，这倒并非由于哀莫大于心死了。
我的作品基本源于写生，表现手法从写实、写意、变形半抽象偶然涉足抽象又返回半抽象、写意、写实，往返徘徊，均缘于情绪的起伏跌宕，决不为变换面貌而耍花招，从青年到老年，我行我素，从不赶时髦。我的任何一件作品，无论具象或半抽象，甚至抽象，我都可交待它们的娘家诞生地及其成长经历，哪怕虽历时数十年也踪影分明，并有有关作品印证，虽然它们长得也许并不漂亮。从墙上藤线、紫藤及树丛之穿插一类的写生中，我逐步发展成线之情结，画面缠绵纠葛。这一类作品曾经有人感到与美国画家波洛克有相似处。当年离开巴黎时，我尚未听到过波洛克之名，而我是每天在巴黎的博物馆及画廊转，转了3年，恨不得一个不漏地阅尽天下名家与佳作，其时美国现代画家还远远打不进巴黎去。改革开放后我才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行动画家波洛克，注意他的作品。从“缠绵纠葛”这一表面现象将我的某些作品与行动者比较，也属常情，因观众并未研究作者间的根本差异，这与借此放冷箭说抄袭是另一回事，性质完全不同。
六亲不认只认艺术，感叹坦诚闯了祸，盛名之下其人难为
“文革”中，林风眠和关良老师将水墨画泡成纸浆后从马桶中冲走，卫天霖老师用白色涂料涂刷油画，我的油画裸体是用剪刀剪碎后分批火烧，都只能偷偷背着人们的耳目扼杀自己的儿女。改革开放后，作品有了市价，我在海外收藏家处见到别人的，也有我自己的不满意作品，十分内疚，因而醒悟须及早毁灭劣作。此番毁画的心情很复杂，不同于“文革”中的一味被迫行为。我因此写了短文《毁画》发表于《人民日报》，颇引起一些友人的关怀。一次，海外的友人和摄影师来访，正碰上我在大量毁画，大堆托裱过的水墨画撕破后搬到楼下火烧，有孩子们围观，现在不必偷偷地干了，友人大为惊叹：你在烧房子呵！其时我的画价正在猛升。这场面被这位海外摄影师摄取后如获至宝，后来发表了，且出口转了内销。
我个人的学习经验，是要竭力发现我所崇敬的大师或老师们作品中的失足处，或曰败笔。探索者无失败便无成功，找不到其失败便难于真正理解其成功之途径。谈艺贵于推心置腹，披肝沥胆，我对自己的学生一向不说假话、空话，学术钻研绝对须科学的解剖刀，六亲不认。当了数十年教师，对学生的坦诚几乎成了行为的习惯，对并非真诚的人也以坦诚对之，于是被人利用的教训已不少，想起鲁迅曾说怕烟卷的烟飘出去都会闯祸。盛名之下，岂止其实难副，其人更难为。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06月21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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